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列宁拼命维持德国[1]的团结，我们当然不必对此感到惊奇。那种否认现实或强求现实去迎合公式的教条主义，与列宁的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有人宣称（列维是最早这么做的人之一）：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要建设革命的工人运动，分裂是一种基本而长久的手段，然而，我们恐怕得无视列宁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中推行的政策、无视他对于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的态度、无视他在一九二〇年为了让共工党和独立党左翼向德共（斯）靠拢而做出的努力、无视他在三月行动后为了做出补救性的妥协而做出的努力，才能做此断言。
共产国际三大的首批结果之一，就是不再企图把共工党拉回正轨。自从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列宁一直是最坚定地维护团结的人，但在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他也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极左流派了。就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夕，他就在考虑，在一九二〇年让共工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恐怕是个严重的错误[2]。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他在辩论中反对阿佩尔，并把共工党所为之辩护的意见，与共产国际内的极左分子的立场联系起来，说明他很可能觉察到了，这两个极左流派联合起来（使这两个流派分开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个人问题），会在未来给共产国际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共产国际执委会其他委员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采取了新的立场。季诺维也夫抨击了戈尔特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声称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置于世界革命的需求之上。季诺维也夫威胁说：“你们奉行这种半孩子气的半犯罪性的政策，总有一天要变成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敌人[3]。”拉狄克接着喊道：“哥尔特已经是喀琅施塔得的保卫者了！[4]”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足为奇的：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要求共工党在三个月之内与德共合并，否则就开除出共产国际[5]。
共工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没有达成自己的任何目标，他们认为，在第三国际内建立一个左翼派别组织的想法已经不可能实现，就回国去了[6]。然而，按照共工党与德共达成的协议，脱离共产国际的决定被提交给了共工党的全国领导机关。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德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工人国际（Communist Workers International），同共产国际分庭抗礼[7]。可是，此时的共工党已经严重分裂了。有不少支持“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已经远离了共工党。文德尔在一九二〇年夏天重返社民党[8]。沃尔夫海姆与一些军官和商人一起成立了德国研究协会（Vereinigung zum Studium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从此成了纳粹的同路人[9]。奥托·吕勒已经成了共产国际和前景最凶猛的敌人之一，他把共产国际说成是：“在上面，是威权、官僚主义、个人崇拜、领袖独裁与以权压人；在下面，是死尸一般的纪律、服从与立正[10]。”他作为“反极权”的革命路线的拥护者，也早已远离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共工党剩下的人，在施罗德与柏林小组的领导下，挺到了下一次分裂[11]。尽管极左倾向并未就此灭绝，并很快又在德共当中死灰复燃，但德国工人党现在已经濒临死亡了。
自从一九二一年起，人面临的理论问题，就与布尔什维克在战前遇到的理论问题大不一样了。事实上，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二年，列宁曾两次同企图解散党的取消派（liquidators）斗争，用分裂党的方法，建设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四年以后，这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开始着手重建国际工人运动，这个任务包括驱逐那些已经投靠了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并把工人群众集结到新党的阵营中。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他们都认为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分裂尽管是一种很粗暴的方法，但群众正在伸手夺取政权，要尽快给他们提供一个革命的领导层，这是唯一的方法。但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后，无论在哪里，都不把革命当成迫在眉睫的任务了。而在另一方面，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曾被人认为是摆脱过去的机会主义、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最快的方法，现在却导致了相互对立的各个国际、各个政党和各个工会之间的长期分裂。
由于布尔什维克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面临其最后的危机，他们的远景仍是夺取政权，只不过把夺取政权的时间定在更长远的时期。然而，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工人运动内的革命倾向一定要战胜改良主义倾向。在极同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后，没有人质疑这个胜利终将到来，但仅靠理论探讨和宣传是无法赢得这一胜利的。这基本上还是要取决于革命派是否能够通过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
德国的形势把这一时期人所遇到的困难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三月行动可以看出，人自己搞的孤立行动，只会对自己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三月行动导致的失败，令许多积极分子灰心丧气，而人的策略又把其他群众拒之门外，尽管他们是同情人的目标的，这种做法即使没有把群众直接赶到资产阶级一边，至少也会使社民党组织里的群众产生怀疑情绪，使他们陷入消极无为的境地。人认识到，为了让工人对自己的力量恢复信心，为了让工人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有确切的认识，为了同改良主义政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建立联系，他们必须同资本主义斗争。但工人只有在他们觉得有可能获胜时，才会参加斗争。然后他们就会看到，即使只是为了有限的目标，也要作为一个整体去参加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歧和组织分裂阻碍了这条道路。部分工人群众只信任某个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与其对立的组织的支持者所说的话，他们一时还听不进去。因此，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各个组织都要采取共同行动，都需要彼此的领导层之间相互达成协议。但这一步也很困难，因为人不得不向那些被他们斥为“叛徒”的领导人提出共同行动的要求。假如人不再批判这些领导人，就等于放任他们在未来出卖群众。然而人如果继续批判这些领导人，又给了他们很好的借口，可以让他们借此拒绝合作。
这就是摆在统一战线政策面前的矛盾。这个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在工人阶级的各个组织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可以暴露出社民党领导人叛卖工人阶级的真面目，这样就能把追随社民党领导人的群众争取到一边。
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领袖在苏维埃中实行的政策，就包括了这种统一战线战略，他们在苏维埃里进行斗争，号召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打破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代表了阶级统一战线在斗争中的高级形式，尽管当时还没有采用“统一战线”这个术语。在德国统一于一九二一年发表《公开信》之前，人只考虑过通过驱逐“机会主义”领袖的斗争来团结工人阶级的路子。人以“二十一条”为武装，成了分裂的发起者，而社民党人则成了“团结”的维护者。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中号召各国党“走向群众”，这暗示了统一战线战略。这个目标，仍和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进攻时期一样，都是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到的旗帜下，通过清除机会主义的领导层，克服工人运动的分裂——但手段已经变了。
我们绝不能认为，当布尔什维克提出这个新政策时，他们就彻底背弃了前一时期的政策，接受了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团结在一个组织里的思想。我们也绝不能认为，列宁为了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而提出的建议，仅仅局限于那些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用来描述统一战线的公式。疾病夺去了列宁的时间，他即使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也没有时间了，但不管怎么样，俄共（布）都必然会爆发党内斗争，这提出了一种真正的危险，那就是讨论会在这一阶段就被打断。各国内都有人统一战线政策，其中既有不肯改悔的，也有所谓的“”或“机会主义”分子，这表明共产国际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而那个成立了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指导了共产国际的人，不得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日常事务、共产国际的本能反应，简单来说，就是要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保守主义。
正当共产国际三大以新的词句提出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时，保尔·列维写完了《人的任务》[12]。他像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承认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倒退，他强调指出，从这一刻起，人就要有一套长期性的政策。这意味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修正与纠正。
首先是工会政策。红色工会国际据以成立的基础，是以“依靠革命的迅速进展和群众态度的急剧转变”为前提的政策。可是，这个前提现在是否还能成立，已经很成问题了。对于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同样发生了改变。社会尽管是改良主义党，也就是搞阶级合作的党，但工人群众对它依然相当信任，而且它显然能在将来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这种信任。人过去曾希望把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经过一系列分裂后，能够恢复迅速工人运动的革命的统一，但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立即实现的，只能推迟到若干年之后了。在国际层面上，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两个工人政党的同时存在，其中一个是改良主义党，另一个是革命党，而改良主义党又比革命党要大得多。工人队伍的分裂，也导致了群众的疲惫，他们强烈渴望团结，但这种分裂却让他们产生了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人应当万分谨慎，不要让阶级的分裂加剧。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努力工作，让分属各个组织的无产者在行动中团结起来。他们必须“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关系，并在议会内外的实际斗争中与他们共同协作”，换句话说，就是要重拾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公开信》的政策。
列维认为，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能依靠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来解决，因为德国形势和西欧的总体形势与俄国的有根本的区别：
在德国，这种关系与俄国的大不一样：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准备阶段的发展，都是在非法状态下进行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在相互斗争中基本上都采用了书面论战和决议的方式。这绝不是要批判这些政党的演化，而只是对其进行观察——它们是符合当时形势的。而德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德国无产阶级内部的讨论是在广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阶段——准确来说应该是从第一次公开斗争到夺取政权的阶段——是以月来计算的。而在德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中一时还无法夺取政权，这个斗争将要持续得更久。
讨论进一步演变为以和大部分独立党为一方、以社民党为另一方的斗争。而从这一点来看，各打五十大板是没有意义的；只要看到双方——社民党和——都失败了，就足够了。……然后，在政治上，这个结果对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失败了。在经济方面也是一样，剥削仍在继续。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这个构成统一体的社会群体继续存在，重又存在了。就算你就“工人贵族”提出最精妙的论点，你也无法推导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谁要是把“工人贵族”的公式套用到整个社会头上，那他对德国形势的了解一定非常贫乏。然而过去几年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东西。今天，在思想上，德国工人阶级内部有着根本的分化。社会改良的思想与社会革命的思想有着尖锐的分歧。这些在以前根本就是不证自明的。社会的纲领草案正好为此提供了证据，而这个草案在社民党内部遭到的，也证明这些分歧绝不像某些社民党领导人想象的那么清楚，对世上任何东西我们都不应急于签字担保[13]。
因此，社会改良的思想与社会革命的思想被分割开了，这两种思想，以两个政党为载体，相互反对彼此……，它们彼此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公开斗争时期，社民党为了自保，会站到为资产阶级效力的立场上……，这必然会激起革命群众反对它，同它作斗争。但现在战线位于别的地方。社民党工人再次站在了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属于受着剥削的一方。必须创造这样的关系：尽管在思想上、在政党之间有着深刻的分歧，但在任何时候，依然有可能共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保持克制，减少不必要的辱骂[14]。
列维就此强调指出，某些词汇，比如“孟什维克”和“叛徒”之类的老套的辱骂；某些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办公室里听起来十分动听、但在西欧工人心里根本不能唤起半点波澜的套话，把这些词汇和套话用在德国工人身上，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言辞的这种改变，也许会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小执行局”批评德国人没有使用“革命的语言”，但这样的改变只会提高人在德国无产者心中的地位。……言辞的改变只关乎次要方面，这点没错。我们不必使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的举止和语言。重要的是，要通过最积极地参加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限于工会），创造出一种信任的精神，以及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气氛。要最热心地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要参加教育机构，参加合作社，任何有无产阶级的地方都要参加进去，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精神，可以让无产阶级在关于目标和手段有着各种分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创造出对抗资产阶级的共同阵线]。
在运动史上，这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前所未有之事，但列维坚持认为，当前出现了新的形势，因此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德共是否有能力进行这一必要的转折？它是否有能力给欧洲其他国家的指明这条道路？自从利沃诺代表大会开始以来的经验，让列维认为，它没有这样的能力，无力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
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它能够高举社会革命的旗帜，在政治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向拥有无与伦比的凝聚力、明晰度（当然是按它自己的标准）和团结的社会发起了挑战。德国革命就算没有产生出什么结果，也能够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这样一个党。可是三月行动的战略家们却做出了另外的决定。德国统一如今已经失去了大量的支持者，在思想上，它已是一片废墟。它的领导人不但没有去尝试重建它，反而做出了妥协，为它的毁灭钉紧了棺材。留下来的党员人数非常之少。中亚的塔里木河的命运，也将落在这个头上——如果没有奇迹发生，肯定会这样的。塔里木河流经山川，流经丰富的水源，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它就是流不到大海。它消失在了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就好像它从来没存在过一般[17]。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命中注定得不到一个革命党，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革命党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就如从改良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社会一样[18]。
列维与共产国际达成和解的可能仍未彻底破灭。列宁做了一切努力，尽量维持这种可能。然而事与愿违。开除列维已是板上钉钉的事，还有一些人也被开除了，德共又要经历一次分裂。
列维起初仍对列宁通过蔡特金传达给他的建议装聋作哑。七月二十七日，他在写给朋友玛蒂尔德·雅可布[19]的信中，用嘲讽的笔调写道：“某些人从麦加回来了[20]。克拉拉过几天就会过来。列宁给道歉留下了一丝余地。我要去麦加（卡诺莎）[21]。托洛茨基的发言跟我一样尖锐……列宁也同样坚定。季诺维也夫出乎意料地转了个大弯，而拉狄克仍然跟以前一样下流[22]。”
这是否暗示他非常伤心？是他的“自负文才”，使他不愿承认自己在次要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时又坚信自己在主要问题上是正确的吗？他是否已经受够了某些人对他的恶毒攻击，并且让这种厌恶突然间爆发了出来？是不是某种孤立感，令他在几天之内，突然转过身来，向这个他一向忠诚的党开火？党内论战的结果，是否让他心力交瘁，失去了信心，并导致他放弃了他此前一再要求的对组织的忠诚，中断了讨论？
显然，这些都不能完全解释他的态度。当他在三月二十七日给列宁写信申诉时，他希望列宁会支持他，会同意他在四月进行的干预是值得赞许的，会拒绝赞同季诺维也夫的诡计、拉狄克的背信弃义与库恩及拉科西的蠢行。列维真的想跟列宁玩一场孤注一掷的游戏吗？难道他真的以为，列宁会为了抚慰他，而牺牲掉季诺维也夫和库恩，还有那些信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德国活动家吗？情况看来更可能是这样的：列维已经一点一点地滑向另一边，到了列宁的建议传到他那里的那一刻，他已经越过了线，再也不能回头了。然而，在对共产国际二大发表看法时，他表达了不满，他认为，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仅仅是靠着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威望，才（非常短暂地）阻止了他所谓的“半无政府主义”流派在共产国际内获胜：
不幸的是，共产国际并不是由成千上万个列宁与托洛茨基组成的。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永恒的真理是在备受抨击的“列维派”这一边，也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边，但却遭到了党的机关、报刊、组织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实际领导层的反对。所以，可以这么说：在德国，列宁只是灰色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则是库恩·贝拉[24]。
共产国际三大的结果，在德共内部以一种不那么单纯的方式体现了出来。费舍强烈反对莫斯科妥协，因为她能很清楚地看出，莫斯科妥协确认并深化了德共二大的路线，而她是希望抛弃这条路线的。当辩论正在莫斯科进行时，她留在柏林，竭尽全力组织活动，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施压。七月二日，她起草了一封写给莫斯科的电报，这封电报得到了柏林地委的两千名全职干部的支持，在电报中她谴责了“列维派”的派别活动，并要求将列维派全部开除出党[25]。不过，她显然也觉得有必要给自己的支持者打气，至少要给一个人——弗里斯兰德打气，他刚刚被列宁说服了。
德国统一中央委员会于八月三日至四日在柏林举行了会议。德共派去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团支持了在莫斯科通过的提纲，这一支持以压倒多数（仅有四票反对）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承认，中央委员会会议还批准了“和平条约”。但要具体执行起来却很困难。德共中央局要求少数派专门发表声明，同列维及其他被开除的党员划清界限，以此作为自己重新支持中央的证据。作为回报，中央局建议补选蔡特金和马尔赞为中央局委员，并将少数派的另外三人补选入中央委员会[26]。代表少数派发言的诺伊曼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要求：他要求中央局全部辞职，重新选举中央局，任命新的编辑委员会，恢复讨论和批评的自由，特别是要重新举行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的选举，以确保在莫斯科的讨论和决议能得到充分的考虑。党代会的代表选举，是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前，在一片“对中派分子的女巫猎捕”的气氛中，在“进攻理论”的统治下举行的，而现在“进攻理论”已经被抛弃了[27]。马斯洛夫领导了反对一切妥协的斗争，最后成功地把中央委员会争取了过去。反对派的要求遭到驳回，就连由中央局提出的补选建议都被驳回了[28]。
的顽抗，背后显然是有莫斯科的某些人在给他们撑腰。拉狄克给《红旗报》写了一篇文章[29]，对蔡特金大加挞伐；这招来了列宁的批评，说他“在发挥他那用得不当的论战热情时，竟撒下弥天大谎”[30]。在柏林的势力如此强大，就连忠实地为莫斯科协议辩护的弗里斯兰德，在柏林这个曾是他的大本营的地方，都以三十三票对九十票被马斯洛夫和费舍逼成了少数派[31]。显然马斯洛夫和费舍（他们从那时起就成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的领导人）得到了身在莫斯科的拉狄克（机会主义者的杀手）的大力支持[32]。
情况混乱到了这种地步：德共的耶拿代表大会竟然收到了至少三封从莫斯科发出的正式函件，一封是拉狄克写的[33]，一封是列宁写的[34]，还有一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写的[35]。拉狄克警告德共当心机会主义者，并提醒德共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千万不要忘记社会与独立党都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列宁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他为什么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保尔·列维辩护，党为什么必须竭尽全力去遵守在莫斯科达成的“和约”。共产国际执委会回顾了共产国际三大上做出的决议，并回绝了右边的“孟什维克”和左边的“吵架者”。八月十七日，拉狄克做了一个报告，指责诺伊曼违反了莫斯科决议，并强调指出了来自的危险，根据这个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德共的形势进行了激烈争论。库恩声称，拉狄克提供的消息表明出现了新的形势。他认为共产国际的函件已经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个动议，以激烈的措辞要求“首先对开展斗争”。会议最后决定，按照这个意思发去一封电报，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向代表们公开这封电报[36]。
耶拿代表大会的结果，是这些彼此矛盾的压力和倾向的反映。它不仅基本采纳了莫斯科提纲，在许多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并明确回到了争取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一月路线上。特别是它通过了一个宣言，其中包含的一些要求，使同社会建立统一战线成为可能，这些要求包括没收王公贵族的财产、通过工厂委员会监督工业生产、由资本家来承担赔款的重担等。费舍反对耶拿大会的结果，在她的努力下，“左”派发出了第一个“宣言”：她没有公开抨击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而是把以前曾被她批判为“机会主义”的路线，又批判了一次。但耶拿代表大会也暴露出多数派想算旧账的情绪。耶拿代表大会通过了台尔曼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使代表大会修改了对三月行动的评价，完全没有采纳托洛茨基对三月行动的批评意见；代表大会还将库尔特·盖尔与安娜·盖尔夫妇开除出党，这么一来，就过早地同三名国会议员——多伊米希、玛丽·马克维茨（Marie Mackwitz）[37]和阿道夫·霍夫曼断绝了关系，在此之前他们原本还没有拿定主意，但在这之后他们与列维一起在国会内成立了“社”，这标志着向分裂迈出了一步。尽管如此，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人选，还是可以看出耶拿代表大会听从了列宁的建议：从来自“”的蔡特金，到来自“”的弗里斯兰德，所有的中央局委员都是衷心拥护莫斯科妥协的。新任党主席是恩斯特·麦耶尔，是弗里斯兰德[38]。
耶拿代表大会让列维更加坚信：被半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宰的官僚机关——他认为这两者已经紧密联系起来了[39]——现在已经控制了德国。
新一届中央局的政策，让列维的预测落了空。八月二十六日，天主教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被极右分子暗杀了。随后德共在事实上采取了联合斗争、反抗反动派的政策，在几个工业城市参加了由其他工人政党组织的抗议[40]。在九月举行的图林根邦议会选举中，工人政党赢得了多数席位，德共同意支持由社民党多数派和独立党组成的工人联合政府，尽管它并未参加这个政府[41]。德共在十月提出了一个由四项要求组成的纲领，这些要求同工会联合会的要求很接近，尤其是它采用了“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的口号[42]。塔尔海默以党的名义宣布，两个社会提出的任何政策，只要是能帮助工人阶级赢得“政权地位”的，都会得到德共的支持[43]。列维起先以为这些不过是权谋策略，但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判断。
主导了这些新政策的人，确实是新任弗里斯兰德，他有意把这些新政策同一九二一年一月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主要是同列维集团联系起来。这位曾猛烈抨击“”的人，很快就在他的转变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教益。短短几周里，他就像列维一样，走上了党的领导岗位。他跟列维一样，也遇到了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各项措施的阻碍，他认为这些都影响了党的新政策的实行。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述，在他的支持下，皮克和赫克特在九月曾以中央局的名义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协商[44]。德国党的这两位领导人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不要再发表公开呼吁和公开信，让德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建立更多的个人联系，并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帮助他们进一步加强他们在党内的威信。
中央局请求红色工会国际的报刊停止对工会及其改良主义领袖的抨击，因为在德国，这些抨击会被人拿来当作借口，指责人想搞分裂[45]。这些观点，与列维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提倡的观点不谋而合。当弗里斯兰德与共产国际驻柏林代表菲利克斯·沃尔夫和叶莲娜·斯塔索娃[46]发生冲突后（耶拿代表大会结束后，“组织事务”由斯塔索娃负责），中央局和列维派的好感就进一步加深了。“灰衣主教”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弗里斯兰德甚至把共产国际代表称作党的领导层内部的“对立政府”[47]。德国党的新领导层（至少是其中部分人，包括弗里斯兰德在内）究竟要同列维及共产社和解到什么程度、这样的和解会对德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随之浮出了水面。
德共内部事态的发展，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九月十八日，赫克特与皮克将关于耶拿代表大会的第一份报告提交给了共产国际主席团。这份报告主要讲的是正在成功赢得柏林工人的支持，并决定向柏林工人发表一封公开信。九月二十四日，赫克特高兴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说，开除迪维尔与盖尔的决定以压倒优势获得通过（二百七十八人中有二百七十三人投了赞成票），但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耶拿代表大会的信激怒了柏林组织。十一月一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开始关注起了共产社，并任命了一个由拉狄克、赫克特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专项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个组织的问题[48]。
共产社现在成了运动的一大问题。十一月三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赫克特那里得知，多伊米希和阿道夫·霍夫曼已经退出了德共。拉狄克说，德国人必须“用各种手段打击”。普拉腾[49]建议立即把赫克特和皮克派去德国党中央局[50]。出现了“一个中派中心，把中派分子重新集结了起来”，而柏林却对此毫无反应，这让身在莫斯科的他们感到不安。拉狄克建议给德国党中央局写一封信，对他们对共产社的消极态度表示惊讶：“任何人如果不去批判其实质……这些人在政治上成了的敌人，任何人如果不去批判这些人，都是在为他们效劳，成了他们在党内的代言人[51]。”
这其实就是向德国党中央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央局撤换马尔赞和诺伊曼等人，他们支持弗里斯兰德，在党内仍身居要职，撤换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明显赞同列维的原则，也是他们被怀疑同列维有“派别”联系。中央局在几天后召开了会议，赫克特和皮克出席了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口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毫不掩饰自己对弗里斯兰德的不信任。埃贝莱因建议免去弗里斯兰德的职务，由皮克接任[52]。德国党的领袖们一时拿不定主意，中央局驳回了埃贝莱因的建议，并要求进行更加深入的政治讨论。几天后，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弗里斯兰德的建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了共产社挑动分裂的任何举措，但提倡与其成员进行政治讨论[53]。
在列维和多伊米希的主持下，社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于十一月二十日举行。议员奥托·布拉斯出席了会议，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把关于德共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消息讲了出来[54]。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阐述了能让德共“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的条件：党应当在财政上完全独立于共产国际；不再接受〔共产国际的〕补助；在德国散发的共产国际出版物，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党中央局的平等监督；在德共的组织事务上，保证不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开或不公开的干预；选择一条“对革命工人来说既明确而又可以接受的”道路，一条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并不再搞三月行动这样的冒险的道路；最后是执行能同样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的工会政策[55]。
弗里斯兰德在《国际》上撰文，这篇文章等于是向共产社提出建议，同时也是对他的党内对手发出警告：统一战线政策意味着要抛弃恶意谩骂和革出教门的做法[56]。《国际》的编辑写了个序言，表示自己不完全赞同这篇文章。编辑序言中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共产国际与各国的领导层的关系的问题，这表明列维和接替他担任德共领袖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初步的同盟。
就在党内各种力量和党的领导机关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前进报》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连续发表了一些文件的摘录，这些文件是普鲁士警察在六月五日从蔡特金的行李中搜到的[57]，它们的发表引起了轰动。这些文件基本上都是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在会议上的发言和声明的记录，是为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三月行动的调查而收集的。这些文件提供了非常可靠的证据，证明了某些人在三月间曾进行了挑拨行动，建议绑架人质或发动假攻击，其中特别谈到了埃贝莱因为了“激发”德国中部的工人而做的努力[58]。
虽然这些文件是由社民党发表的（社民党又是从普鲁士内务部长塞费林那里拿到它们的），但任何人都能轻易看出它们是可信的，这对那些应当对三月行动负责的人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文件也验证了列维在那几个月里发出的最严厉的指责。这些文件的发表，对许多曾真的以为列维是造谣生事者的积极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促使弗里斯兰德做出关键的政治澄清。埃贝莱因在三月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激起了人们的盛怒，这促使弗里斯兰德提出了这些极具争议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党的领导层的事务的干预[59]；党的独立性；这次斗争〔三月行动〕的极左思想；以及必须对已经犯下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他的第一个批判矛头直指菲利克斯·沃尔夫（沃尔夫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系无须通过德国党中央局）和拉狄克，就在中央委员会开会前（或刚刚开完会的时候），拉狄克给《红旗报》写了一封半正式函件，实际上剥夺了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的权力[60]。
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弗里斯兰德宣称：“通过在个人问题上对中央局的某些委员施压、通过私人通信等方法，是不可能给在本国工人群众中间享有牢固信任的党建立起负责任的领导层的[61]。”斗争的基础似乎是很扎实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弗里斯兰德同马尔赞与诺伊曼见面，同意共同号召将埃贝莱因开除出党[62]。十一月三十日，马尔赞、诺伊曼和工会工作部的豪特[63]上书中央局，要求开除埃贝莱因，因为他仅仅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的一个派别安插在德共内的工具。哈瑙地委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64]。矛盾正在不断加剧：看来党很快就要被一阵暴风雨所撼动。
然而，一个号召全党团结的表态，却产生了异见分子预料不到的结果。党怎么可以根据社民党发表的文件，就去抨击自己的领导人之一？围绕着这个问题，引发了许多的分歧，全党上下莫衷一是，人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论战开始了[65]。弗里斯兰德坚持认为，应当由德国党中央局来控制共产国际的所有德文出版物，这个观点在列维的支持者中间很受欢迎，恩斯特·麦耶尔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这个动议以二票赞成、六票反对遭到驳回，但五个投了反对票的人——蔡特金、塔尔海默、赫克特、皮克与瓦尔赫尔——宣称，尽管他们基本上同意这个动议，但他们还是要投反对票，以免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对立面上[66]。随后弗里斯兰德宣称，党的主要危险来自于柏林所取得的进展。他估计柏林能得到党的一半积极分子的支持，因此中央局不应对共产社采取过于严厉的态度。任何会恶化事态的政策，都会刺激共产社倒向右边，从而导致党的瓦解[67]。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菲利克斯·施密特提议在两条战线上开战：“一边要与弗里斯兰德和共产社斗争，一边要与弗里奇和共工党斗争[68]。”皮克要求免去弗里斯兰德的职务，代之以集体领导。瓦尔赫尔甚至还要求把弗里斯兰德派往莫斯科[69]。当弗里斯兰德质问他们，何不干脆把他开除出党时，皮克反驳说：“一个强大的中央局可以、也应当开除弗里斯兰德。而我们的中央局并不强大，不能直接这样做[70]。”皮克支持瓦尔赫尔的建议。最后会议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几个重要决议：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了免去弗里斯兰德的职务的决议，以六票对二票通过了将他派往莫斯科的决议。恩斯特·麦耶尔对前者投了反对票，他认为这等于把弗里斯兰德开除出中央局，但他支持将弗里斯兰德派往莫斯科[71]。
然而，在这次表决前，弗里斯兰德曾在中央局会议上宣称，他拒绝流放，他也正是这么做的。十二月二十日，他与布拉斯、马尔赞一起起草了一份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批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某些委员的有害影响”和“共产国际遭到了永久性的损坏，以及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中的国际领导机关的思想”造成的危险[72]。七十四位重要党员，包括许多在工会任职的人（其中就有尼德基希纳、弗兰肯与弗里茨·文古特），要求那些对三月行动期间的挑衅行为负有责任的人辞职，并将有关这次事件的所有文件公开发表[73]。布拉斯、弗里斯兰德与马尔赞的公开信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传到了中央局[74]。在柏林五金工会的帮助下，弗里斯兰德把《我们党的危机》印了五百本，散发给党的领导人。这本小册子收录了这次讨论中的主要文件，并加上了弗里斯兰德的评论，在这份注定要泄露出去的文件里，他首次通过书面方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沃尔夫和拉狄克发起了进攻[75]。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局驳回了三人的公开信，并起草了回复信，并随即将其发表[76]。与此同时，中央局发表了反对派的文件，将反对派斥为“分裂分子”和“内奸”[77]。最后，中央局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开除了弗里斯兰德，并将那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停职[78]。
在党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当中，确实有不少人同意列维或弗里斯兰德的意见，或至少是愿意接受他们的论点。从四月开始，就有不少人对开除反对派的政策、对三月行动及其后果提出了抗议。这些抗议者当中有斯巴达克斯派老战士，有独立党人，还有青年，就连共青团中央机关也提出过抗议。但是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这些人大多数都拒绝追随弗里斯兰德，就像他们没有跟着列维离开党一样，因为他们不愿破坏大局，不想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裂。他们虽然赞同列维或弗里斯兰德的意见，但不愿追随那些被打成分裂分子的人。持这种立场的，有老艾希霍恩、来自哈勒的独立党老党员基利安、工会活动家尼德基希纳，有来自哈瑙的活动家，比如五金工人雷拜因[79]，有来自法兰克福的活动家，比如与列维有私交的雅可布·施勒尔[80]，有约吉希斯以前的追随者维尔纳·希尔施[81]、青年人瓦尔特·戈尔米克[82]，还有莱茵兰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弗里茨·哈彭蒂尔和弗兰茨·达雷姆[83]等人[84]。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十二月十八日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共的形势。雷梅勒在报告中说，弗里斯兰德已经公开表态。在党内，只有中央局和工会工作部里才有人响应共产社。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局的态度仍是“暧昧不清”的，因为弗里斯兰德还没有被开除。俄国代表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季诺维也夫说，共产社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从内部”侵蚀了党，他还坚持要求把所有同列维进行讨论的人立即开除出党。布哈林抨击得更凶，他说，为了政治上的纯洁，必须把列维派全部开除出党，因为让他们留在党内的话，在实行刚刚通过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就会产生极大的危险。季诺维也夫对可能发生的分裂表示忧虑：“如果中央局再不对列维这帮骗子，还有共产社这个反革命匪帮表明态度，极可能就要在另一边干出蠢事了[85]。”
季诺维也夫提醒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现在的中央局是由“左”的党代会选出的，它在处理涉及的问题上显得不够坚决。由于弗里斯兰德及其支持者利用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立场，因此，莫斯科必须表明立场，谴责共产社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拉狄克试图证明，分歧已经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工会问题上，德国党中央局显得犹豫不决，尤其是对红色工会国际遮遮掩掩地表示保留。因此德国党领导层在面临指责时，没有人站出来为它辩护。只有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布兰德勒反对公开指责共产社。他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中央局尚未完全理解政治形势”就这么做的话，会很危险。可事实上大势已定，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心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以改变形势，它委托拉狄克、布哈林和雷梅勒起草一封信，写给德国党中央局，并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批准发表[86]。
德共的党内争论是激烈的，但辩论的形式是可敬的。在一次又一次党员大会上，弗里斯兰德都被允许为自己辩护，尽管这些大会都是谴责他的[87]。就在中央委员会开会处理这个问题的那一天，《红旗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那封信，给弗里斯兰德以最后一击，在这封信上签字的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拉狄克等人，信中将共产国际内所有站在列维一边的人斥为“无产阶级之敌”[88]。中央委员会以四十票赞成、四票反对通过决议，将弗里斯兰德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89]。
塔尔海默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轻蔑地把这件事称作“无兵之将”被赶走了[90]。在三月行动之后，确实有不少党员立即脱离了党，如果他们还留在党内的话，可能就会构成弗里斯兰德率领的反对派的基础。同样地，有不少在许多方面赞同弗里斯兰德的人，却批判他，甚至还投票赞成开除他。然而塔尔海默说得实在太轻率了。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被开除的这些人，以及在三月行动后立即被开除或自愿的那些人，其中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参加了残余的独立党，然后又跟随独立党回到了社民党，这些在各方面起着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正是被列宁认为在德国建设革命党所必需的人。
有些人可能会对此反驳说，列维、多伊米希、阿道夫·霍夫曼、伯恩哈德·迪维尔、弗里斯兰德或库尔特·盖尔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这些人也无法否认，奥托·布拉斯、里夏德·米勒、维格曼、保尔·诺伊曼、文古特、马尔赞或保尔·埃克尔特等人或被开除，是党的一大损失。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指挥员，在哈勒代表大会上，把他们争取了过去，这曾被视为建设一个群众性的的斗争中的关键一步，因此，这在当时可是被当作一次大胜来庆祝的。
在围绕列维、共产社以及弗里斯兰德等问题而进行的论战中，人们始终担心会发生两重的分裂。开除“”是“”的要求之一，但“”的进展又会加剧“”的反抗，到头来，党就会老是陷入濒临崩溃的境地[91]。从这一点来看，“”领袖的和被开除根本不能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
在德共的重要活动家中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倾向。开除是无法根除这种倾向的，而一九二一年的一系列事件则无疑加强了这种倾向。批判列维和弗里斯兰德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批判他们，而是因为不能接受他们违反党纪、引发运动的分裂、危及与俄国党的团结的行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施压可以让他们倒向。可是三月行动失败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又遭到了批评，这让许多人都觉得备受委屈，这些人当中，有些原本就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施压多少进行了一些，比如布兰德勒，也有些是进攻论的忠实支持者，比如弗勒利希。
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和麦耶尔等活动家在德共（斯）与独立党合并以前，曾全力“极左主义”，他们现在断定，“幼稚病”又复发了，并看出了这种“幼稚病”带来的危害。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成了坚定的“”，他们始终坚持以谨慎的态度，对盲动主义的诱惑、甚至是单纯的极左本能反应保持着警惕。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让他们相信，自己犯下了何等巨大的过错，这让他们对自己的思考能力产生了怀疑，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经常失败，所以他们逐渐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毕竟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斗争中胜利了。
德国党的新领导人，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主持中央局工作的麦耶尔，都深受拉狄克的影响，他们试图按照共产国际三大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将其运用于德国国情，给自己找准定位。革命已经退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经不是当前任务，而资产阶级的进攻迫使工人阶级转入防御，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殊死搏斗。统一战线的口号必须符合工人的具体要求，同时又要让工人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德国，能让工人注意到这一点的因素之一，是转嫁战争赔款的问题，赔款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工人阶级头上，他们的工资当中要被扣除部分税款，用于支付赔款，可是工业家和商人却只用在几个月、乃至几年以后才支付这些税款，而且还是用已经大大贬值了的马克支付的。“让资本家自己掏钱偿还他们那份赔款”的主意，并不是人才有的，因此，这个主意能够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所以德共中央局提出了由国家“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的要求，并要把这个要求落实到银行账户、股票、债券、商业与工业资产上[92]。
德共中央局提出，由国家征收百分之五十一的实际价值，就能有效控制生产，这么一来，基本上就不用从工资中抽税支付赔款了。德共的目的是通过争取“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的斗争，向工人揭露资产阶级国家与政府的真面目，让工人明白建立工人政府的必要性。德共中央局同时还认为，这个口号可以得到所有工人的理解和接受，这样就能把大批工人团结起来，发动“群众斗争”，向大工业家对经济与政治生活的控制发起挑战。
麦耶尔与德共中央局把这个政策叫做“德国的新经济政策”。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夺取政权和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一个准备阶段。当时俄国正在执行向资本主义倾向让步的新经济政策，麦耶尔和中央局这样做就等于是把新经济政策搬到了德国，——而且还是在德国的国家政权在工商业巨头面前暴露出了自己的无力的时候。
在党员队伍当中，这个政策并没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其实，只有那些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间，曾考虑过不必直接进行武装斗争、也能夺取政权的方法的前斯巴达克斯派成员，才能比较容易地理解这个政策。而在前独立党人当中，在三月行动之后，已经有不少人追随列维，或是独自离开了党，剩下来的都是最有战斗性的分子，而且往往是最单纯的那些人，他们曾在三月行动中奋起战斗，他们参加共产国际也是因为他们想要立即参加革命。他们不喜欢这个新政策，因为它太像以前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了，而当他们还在社民党和独立党内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渐进主义。党的领袖优柔寡断，他们从“消极被动”跳到“不合时宜的积极”，在党员中间威信极低。
柏林新利用了这种新出现的极左倾向。路特·费舍跟弗里斯兰德不一样，她不赞成一九二一年夏季的转折。她认为共产国际三大没有对列维的观点提出任何明确的看法，在纠正三月行动时又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列维仅仅是因违反党纪而被开除的[93]。对于共产国际三大上制定的这个政策，许多人认为这是后退，是错误的倒退，对它十分抵触，而这种抵触当中，又混杂了对于被认为是正确的、并且正在俄国执行的新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新的理论家认为，列宁及其战友堕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采取了向资本主义让步的路线。他们在一九二一年提出的整个政策，等于抛弃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精神，这意味着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放弃了尽快进行世界革命的前景[94]。这个新也是用俄国式的词句来思考世界政治的，他们同工人反对派进行了联系；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上，工人反对派遭到了列宁和代表大会的谴责。
一九二一年夏天，在罗森贝格位于柏林的公寓中，马斯洛夫与工人反对派的两位前领导人施略普尼柯夫与卢托维诺夫[95]（他们当时正在苏俄外交部工作）举行了几次会晤。他们还与共工党进行了联系[96]。费舍和马斯洛夫认为：为了克服巨大的困难，俄国的领袖们不但要在国内向资本主义做出经济上的让步，还企图在国外某些地方支持帝国主义，以便同帝国主义达成暂时的妥协。既然如此，那么麦耶尔鼓吹的所谓“争取群众”的政策以及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与列维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同社会达成协议，他们把真正的革命派斥为“极左分子”，正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与来自独立党的工人（这些工人往往没有受过多少政治教育），这两个流派联合起来，形成了德共内部的。某些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准备对付列维时，曾经支持和保护过这个，但它现在完全不受这些委员的控制，并以保卫俄国革命的名义，反对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它的支持者认为，在德国如果能有一个“战斗的党”，或者至少有一个与“机会主义的”中央局分庭抗礼的左翼的话，就能给那些正在同机会主义以及同资本主义妥协的倾向作斗争的俄国同志提供相当大的帮助[97]。柏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党中之党，它具有独特的特征与性质[98]。
能取得这样的进展，其“客观”原因似乎已被列宁所完全领会。他向蔡特金吐露道：
我很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出现“左翼反对派”的。的确，有些是残余的共工党分子，生活艰难、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感受到了革命，但缺乏政治经验，不知该怎么办。事情进展得太慢了。世界历史看似不会加快步伐，但这些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认为你们党的领袖并不希望加快步伐。他们想让党的领袖负起责任，加快世界革命的速度，对领袖们指指点点，暗骂不已。我对此完全可以理解[99]。
然而，当费舍在共产国际四大的德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后，列宁又补充道：
可从我刚才听见的来看，我实在不理解这个“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不，这样的反对派，这样的领导，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坦率地告诉你，您的“中派”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中派”并不理解，它没有力量去对付这样一群小阴谋家。撤换这种人，让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远离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的确是挺容易的。这正是因为他们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而这种激进分子实际上才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者[100]。
然而，在等待德共中央局有能力把这样的政策付诸实行的同时，必须避免党的分裂，分裂不仅会让党损失一批重要骨干，也会损失其先锋力量及青年力量。所以列宁才尽量去减小矛盾爆发所带来的危险。他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给耶拿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向德国人坦率地解释了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立场，尤其是关于列维问题的立场，至于这个问题，后来已经被列维本人彻底了结了。列宁着重指出，这个新策略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而是要为夺取政权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
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这就是“最主要的任务”。……这样的争取工作，甚至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形式上还跟着资产阶级的领袖或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领袖（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就是这样一种人）走的时候，或者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还动摇不定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更加扎实、更加周密地进行准备，我们决不放过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任何一个重大机会，我们要学会正确把握无产阶级群众定会和我们一道奋起战斗的时机[101]。
但是，他又强调指出：为了让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德共必须给党内冲突设下一道红线，“要把双方的好斗分子除掉”，“要从事真正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他建议把“玩弄左的把戏和想把‘讨伐中派’当作体育训练”的马斯洛夫和他的几个伙伴派到俄国来，列宁会替他们找到“有益的事情”做，并“把他们消化”[102]。
这个提议只是让更加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外来干涉，甚至是威胁，更让他们不能忍受的是，对方抬出来的理由，居然是马斯洛夫原先是俄国人。代表大会否决了列宁的建议[103]。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柏林—勃兰登堡和瓦塞尔坎特[104]这两个重镇里维持着自己的派别组织，执行着自己的政策，而且往往只在形式上遵守纪律。费舍接替了弗里斯兰德在勃兰登堡的职务，瓦塞尔坎特的领导职务由胡戈·乌尔班斯接任，在乌尔班斯身边，码头工人台尔曼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105]。一九二二年秋季，就在共产国际四大召开前夕，柏林—勃兰登堡地委在克列姆斯宴会厅（Kliems-Festsäle）举行会议，拟订了自己的纲领，并指派费舍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为其辩护[106]。这个纲领要求取消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回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去！[107]”德国党中央局轻率地将其谴责为派别活动，要求对采取纪律措施，并揭发了同共工党以及俄国的工人反对派的联系，以此来为自己辩解[108]。
尽管列宁并不怎么同情的领袖，但他还是坚决反对在共产国际四大的筹备会议上对的领袖采取任何行动。他认为德共再也经不起分裂的折腾了[109]。此时，他的威望足以阻止分裂发生，并迫使“右翼”的德共中央局接受“左翼”反对派的存在[110]。
[1] 德国统一在1921年中期删去了党名中的“统一”两字，从此以后就只叫“德国”了。——英译者注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74页。——中译者注
[4] 同上。“哥尔特”在本书中译为“戈尔特”，“喀琅施塔得”在本书中译为“喀良施塔德”。——中译者注
[5]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运动》，第262页。
[11] 1922年3月共工党再次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一派在柏林，一派在埃森，双方都自称是正宗的共工党（同上，第244页）。
[17] 列维这里搞错了，塔里木河最后注入台特玛湖，离西伯利亚还远着呢。——中译者注
[19] 玛蒂尔德·雅可布（Mathilde Jacob，1873年3月8日——1943年4月14日），生于柏林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打字员和翻译。在一战期间积极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的工作，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密友，为她传递了大量信件。1918年年底参加了德共成立大会。1919年6月被捕，同年9月获释后，与克拉拉·蔡特金一起编辑《妇女》（Kommunistin）杂志。1921年与列维一起，参加了社。1922年随列维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纳粹篡权后饱受迫害，1942年7月27日被关进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1943年逝世。——中译者注
[20] 麦加位于沙特阿拉伯，是教的圣地，麦加朝觐是教最盛大的宗教仪式，去麦加朝圣是每个有经济能力且身体状况合适的的宗教义务。——中译者注
[21] 卡诺莎（Canossa）位于意大利北部，曾设有教皇的行宫。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放弃任命德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利，宣布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权，甚至可以罢免皇帝，遭到亨利四世的强烈反对。格列高利七世宣布革除亨利四世教籍，亨利四世在内外反对下被迫妥协，在1077年1月，他来到卡诺莎的教皇行宫外，乞求教皇宽恕，教皇让他在雪地中站了三天三夜后才宽恕了他，史称“卡诺莎之辱”。亨利四世保住帝位后，回国励精图治，重整军备，1080年重新出兵意大利，1084年攻陷罗马，逼迫格列高利七世出逃，终于一雪前耻。——中译者注
[22] 列维档案库，P113/15，转引自贝拉特的《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57页。
[27] 列维档案库，P113/15，转引自贝拉特的《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240页；《苏维埃》（Sowjet），第7期，第215页。
[28]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75页。关于马斯洛夫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表现，列宁写道：马斯洛夫“玩弄左的把戏”，想把“讨伐中派”当作体育训练。列宁批评他“行为不得体”和“热心过头”，还说这话已经“说得温和一点”了（弗·伊·列宁，《给德国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102页）。
[30] 弗·伊·列宁，《给德国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8页。
[31]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76页。
[32] 列宁指出，拉狄克这篇文章是一位波兰员寄给他的，这篇文章有不少地方是违反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上述那项共同决定的（弗·伊·列宁，《给德国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8页）。
[33] 《德国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4—181页。这封信以《德国国内形势与德国的当前任务——致德共二大的公开信》（Die innere Lage Deutschlands und 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KPD. Offener Brief an den 2 Parteitag der KPD）的标题单独出版，汉堡，1921年。这是拉狄克的个人行为，他仅在8月17日向主席团作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102页）。
[34] 《德国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弗·伊·列宁，《给德国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5—106页。
[35] 《德国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55—174页。这封信由季诺维也夫起草后提交给了“小执行局”，并在8月13日的会议上得到了批准（《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86页）。
[36] 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收录于《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100—104页。
[37] 此处有误，应为玛丽·瓦克维茨。玛丽·瓦克维茨（Marie Wackwitz，1865年1月11日——1930年11月23日），本名约翰娜·玛丽·露易丝·钦斯克（Johanna Marie Louise Zinske），生于萨克森邦格尔利茨县勒保镇（Löbau）一个建筑工人家庭。1890年参加社民党。1897年与工人阿道夫·克莱门斯·瓦克维茨（Adolf Clemens Wackwitz）结婚。活跃于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从1901年起在萨克森负责妇女鼓动工作，还参加过《平等报》的编辑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参加统一。1921年9月，参加了共产社，之后又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继续从事出版业务和妇女运动。——中译者注
[40] 《红旗报》，1921年8月25日、27日，9月1日。《红旗报》在1921年8月29日发表题为《德国工人！劳动人民》（Arbeiter Deutschlands!Werktätiges Volk ）的文章，号召为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年10月23日、25日。另请参阅IML-ZPA的德共档案，第3辑第1卷第25篇，《致我们的组织》（An unsere Organisationen），1921年10月28日，第51—54页，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1918—1923》，第309页，注释18。
[43] 《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112期，1921年11月29日，第98—99页。
[44]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5页。
[46]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Стасова，1873年10月15日——1966年12月31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时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民主工党分裂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基辅、明斯克、奥廖尔、斯摩棱斯克、雅尔塔和莫斯科等城市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书记及其他领导职务。1912年1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到1920年3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和巴库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21—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是共产国际派驻德国的代表，在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工作。1926年返回苏联。——中译者注
[47]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7页。
[48] 《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202页、第208—209页、第243页。
[49] 弗里茨·普拉腾（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中译者注
[50] 《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249—250页。
[52]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7页；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5—6页。
[54]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9页。
[59] 这个问题是当时中央局内部斗争的焦点。穆伊贝戈维奇多次引用了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明确指出了这一点。5月31日，中央局表示，希望就共产国际代表的人选问题在莫斯科进行公开讨论。涉及这个问题的会议记录是这样说的：“如有可能，必须向切实了解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国家的形势的代表同志们强调这个问题的必要性。”（IML-ZPA的德共档案，第3辑第1卷〔1921年5月24日至1921年12月21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第7—9页）11月26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中写道：“同志们认为，必须对执委会提出新的批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截至目前，许多方面的工作都没有按照预期完成。”然而接下来的会议记录却并不赞成列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关于这一点，会议记录写道：“〔列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是对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的攻击，德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党——不能支持这种攻击”（IML-ZPA的德共档案，第3辑第1卷〔1921年5月24日至1921年12月21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第167页）。
[63] 威廉·豪特（Wilhelm Hauth，1895—1968），德共工会工作部干部，1921年底曾参加由弗里斯兰德率领的反对派，但并没有。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参加了东柏林的市政管理工作。——中译者注
[64] 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16页。在列维被开除出党的时候，哈瑙区委的领导层就曾支持列维，后来又表示应该重新接受列维入党（《红旗报》，1921年7月24日）。
[65] 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收录于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16—23页。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蔡特金、塔尔海默、皮克、瓦尔赫尔、雷梅勒、麦耶尔、弗里斯兰德与施密特，还有《红旗报》总编“海因里希”（即许斯金德）和政治局常务秘书“凯特”（即卡塔琳娜·拉宾诺维奇〔Katharina Rabinovich〕，又名凯特·波尔〔Käte Pohl〕）（同上，第16页）。
[74]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98页。
[79] 卡尔·海因里希·费迪南德·雷拜因（Karl Heinrich Ferdinand Rehbein，1885年10月14日——1956年3月3日），1902年参加工会，1905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曾参与创立德共（斯），战后担任哈瑙五金工会书记，一直到1933年为止。在1921年的党内斗争中，倾向于列维的共产社，但没有。1928年被开除出党后，参与创立德共（反对派），1929年4月参加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曾多次被捕，先后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1945年德国解放后获释，重新参加了社民党，并于1946—1956年担任哈瑙市长。——中译者注
[80] 雅可布·施勒尔（Jakob Schloer，1888年4月24日——1956年8月24日），咖啡馆服务员，1911年参加社民党。曾与列维合作，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曾协助创立了曼海姆的德共（斯）组织。1921年支持共产社，但后来仍留在德共。1923年曾在德国南部的机关工作。1926年担任红色救援会，1929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而三次被捕，德国解放后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81] 维尔纳·丹尼尔·海因里希·希尔施（Werner Daniel Heinrich Hirsch，1899年12月7日——1941年6月10日），出身于犹太银行家家庭，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支持约吉希斯。1918年被捕，获释后参加海军。参加了基尔水兵起义，并协助成立了人民海军师。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后返回汉堡，一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列维被开除出党后，1924年重新参加德共。1924年9月—1925年6月担任奥地利《红旗报》编辑，1925年6月被奥地利当局驱逐出境，返回德国后担任《红旗报》和《萨克森工人报》编辑。1926—192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斗争报》（Der Kampf）主编。1928年担任《红旗报》主编，1932年任台尔曼的秘书。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36年11月4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11月10日被判处十年徒刑，1941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82] 瓦尔特·戈尔米克（Walter Gollmick，1900年10月4日——1945年2月15日），当过职员，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共青团，1920年参加德共。1921年12月曾为列维派辩护，但仍留在共青团内。长期负责共青团的宣传鼓动工作。1929年调入德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流亡丹麦。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被盖世太保逮捕，1941年被遣送回汉堡，1944年获释。1945年在汉堡身亡。——中译者注
[83] 弗兰茨·达雷姆（Franz Dahlem，1892年1月14日——1981年12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当过马夫。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担任科隆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主席，一战期间入伍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革命期间曾任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曾在科隆担任记者，属于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参加统一，作为莱茵兰中部的代表入选中央委员会。1921年支持列维，曾在党报上公开撰文支持列维的立场，不过没有因此受到惩罚，但后来他又与列维决裂。1922年7月至10月间前往法国。1923年任整个莱茵兰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后来被法国占领当局驱逐出境，在党的报刊和组织部工作。1929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至1933年曾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至1939年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1939年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9月被移交给德国政府，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德国解放后获释。后来在统一社会党与民主德国机关内任重要职务，1953年5月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
[84] 韦伯，《德国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90—91页、第104页、第135页、第140页、第164页、第181页、第254页、第277页。
[87]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201页。
[88] 《红旗报》，1922年1月22日。这种做法——当中央委员会刚要考虑解决问题时，拉狄克就发一篇文章，或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一封公开信，把中央委员会逼进绝境——正是弗里斯兰德及其支持者所特别批评的“施压手段”之一。
[91] 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1918—1923》，第314页）引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共产社的出现、以及的进展给德国党的领袖造成的问题：“反对派有可能同共产社和独立党的左翼一起组织一个新的社会革命党。当然，目前各方的领袖都否认有这样的意图，但万一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德共剩下来的部分就有可能投入以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为首的极的怀抱，最后同共工党合并。”
[92] 1921年11月15日，工会联合会提出了“十项要求”，其中包括征收“实际价值”的25%（《全德工联通讯》〔Korrespondenzblatt des ADGB〕，1921年11月26日，第679页），随后，德共中央委员会在1921年11月16日至17日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要求“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红旗报》，1921年11月22日）。
另请参阅：路特·费舍在1922年11月10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卷，第105页。
mmunist-international/4-192211-12/003.htm#2-6——中译者注[94]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9页。[95] 尤里·赫里桑佛维奇·卢托维诺夫（Юрий Хрисанфович Лутовинов，1887—1924），俄国工人革命家，出生于卢甘斯克（Луганск），当过金属工人，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活跃于金属工会，1918年春担任卢甘斯克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俄国金属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曾组织和领导了工人反对派。1924年5月7日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96]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5—216页。
[98] 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是由费舍、马斯洛夫和罗森贝格等知识分子领导的——这在德共内是不常见的——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在1919年以前实际上没有发挥过什么重大作用。他们身边是一群比他们更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这些人被叫做费舍的“青年团”，而且他们总的来说都非常聪明。比如路特·费舍的弟弟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1922年就当上了地区组织者的维尔纳·肖雷姆（Werner Scholem）、22岁时就负责妇女工作的莉莉·科尔普斯，当然还有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这些人中间还有摩西·卢里（Moses Lurie），他当时用的是亚历山大·艾梅尔（Alexander Emel）这个化名，后来他成了共产国际在德国的几个信得过的代理人之一，1936年又成了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他们都出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曾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或是为了参加革命而中断了学业。但是，柏林同时又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坚固据点。老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当中，没有跟着列维和弗里斯兰德走的那些人，在费舍身边集结了起来。这些人有曾当过艾希霍恩的副手的安东·格利列维奇、模具钳工保尔·施莱希特、铁路工人盖施克、五金工人及五金工会反对派领导人柯尼希（König）、会计卡斯佩尔（Kasper)、失业工人领袖格洛特、印刷工人马洛夫（Mahlow）和五金工人马克斯·黑塞（Max Hesse）。至少从1916年起，这些人就是柏林工人阶级的重要组织者。柏林—勃兰登堡区委还推出了不少名气不大但却很能干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牢牢地把握着命令的杠杆，比如汉斯·菲弗尔和托格勒（Torgler），他们看上去就跟普通的德国公务员一个样。这些人的出身都不一样。他们的性格以及后来的命运也大不相同，但在那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均一的集体。
莉莉·科尔普斯（Lily Korpus，1901年1月27日——1978年9月20日），德国作家、记者。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起在《红旗报》工作，1922年至1923年负责德共的妇女部的工作。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在30年代对纳粹政权迫害犹太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是世界上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流亡法国期间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作家约翰内斯·贝赫尔（Johannes Becher），后辗转流亡苏联，1945年德国解放后回国，在民主德国政府机关工作。——中译者注
保尔·施莱希特（Paul Schlecht，1882年9月26日——1947年4月29日），出身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当过模具钳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1920年参加统一，1924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当选国会议员。1927年后参加了列宁同盟，但后来又退出。1928年夏天他的国会议员任期期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101] 弗·伊·列宁，《给德国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105页。
[102] 同上，第102页。费舍（《斯大林和德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7—220页）指出，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其实是德国党的领袖，是他们向列宁提出这个建议的。她特地写道（第218—219页）：“……斯巴达克派领导人眼看不能通过党内民主程序来使他们的路线得逞，便要求俄国政府违反当时共产国际的习惯来干涉本党生活，以这种手段展开了他们的改良运动。……当罗莎的学生恩斯特·迈耶尔以马斯洛夫原是俄国人为理由，要求列宁把他从德国调走的时候，他便把一个新的因素引进了德国运动”（黑体字是本书作者加上的）。在这种解释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对此进行讨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指出：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费舍的论断。就在几个月之后，德国党中央局的领袖建议把弗里斯兰德派往莫斯科，而弗里斯兰德根本就没有俄国血统。
“斯巴达克派”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派”，“恩斯特·迈耶尔”在本书中译为“恩斯特·麦耶尔”。——中译者注
[103]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6页。
[104] 瓦塞尔坎特（Wasserkante）直译为“海岸”，一般指汉堡及其周边地区。——中译者注
[106]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5页。
[108]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5页。
[109] 同上，第220页。费舍的观点得到了蔡特金的证明（见《回忆列宁》中文版第45—46页）。在共产国际的领袖当中，拉狄克是的“导师”，但季诺维也夫曾在某几个场合为与相近的意见进行过辩护，至少在1922年时如此。
[110] 耶拿代表大会结束后，以麦耶尔为首的领导集体曾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被叫做“调和派”，因为它还试图给列维的回归敞开大门。当“列维派”和弗里斯兰德的支持者先后被开除之后，这些“调和派”就跟着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