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位于长安街西侧的新华门前，像往常一样静悄悄的，门口只有两名警卫人员在值岗。
这时，一个身材消瘦、皮肤黝黑，一看就是乡里人打扮的年轻男子走到警卫人员面前，说：“同志，我要见毛主席。”
来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又对警卫人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没过多久，他就被警卫人员带到了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住了下来，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几天后，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把他带到了丰泽园外，下车后，他跟在警卫人员的身后，走进了菊香书屋会客室……
“主席伯伯您好，我是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见到毛主席后，男子主动介绍自己。
“那你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主席不无遗憾地说。
贺凤生连忙解释：“父亲临终前跟我大哥说了，您的工作忙，不能麻烦您老人家。”
这时，毛主席的眼中闪出泪光：“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我怕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贺凤生的父亲贺晓秋，与毛主席是远房表兄弟。他的母亲贺毛氏，是毛主席的堂姑。
贺晓秋小的时候，经常随母亲到韶山冲的外婆家玩，到了上学的年纪后，他干脆留在了韶山冲的私塾里读书。
贺晓秋比毛主席小几岁，两人性格十分合得来，关系很要好。在学校里，作为哥哥的毛主席自然地担负起了照顾弟弟的任务；放学后，两人常一起放牛，割猪草，或是上山里摘野果子吃。
随着年岁渐长，毛主席的思想越来越进步，他经常将自己在书里读到的那些道理讲给贺晓秋听。
在表哥的影响下，贺晓秋也渐渐懂得了：地主是欺压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打倒他们！
1911年，毛主席和贺晓秋约定一起去长沙读书。结果，临行前，贺晓秋的母亲因为家贫，死活不同意儿子出远门读书。毛主席只好独自去了长沙，贺晓秋则留在家里务农。
毛主席在长沙求学期间，曾几次回到韶山冲过春节、暑假。每次回家时，毛主席都会见到表弟贺晓秋。
虽然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见到贺晓秋，毛主席就会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如何、革命的形势等，他还将几本当时在青年人中影响非常大的《新青年》杂志送给了贺晓秋。
1925年的春天，韶山冲的杜鹃又红了。毛主席带着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儿子回到家乡，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动。
他在家乡广泛地走访乡亲、农家，了解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并向广大农民讲述他们贫苦的原因，摆脱贫困的方法，同时也给他们介绍国家的政治形势，号召他们联合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人。
一直在家务农的贺晓秋，本就深深地感受到了农民的被压迫，如今，他在表哥的教育下，更加懂得了只有反抗才能翻身的道理。
他加入了秘密农协，积极开展农动，并协助表哥了解农村的情况，帮助表哥送文书，组织会议，成为表哥的好帮手。
因为将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革命运动上，贺晓秋几乎无暇务农，家里的30亩田地也逐渐荒芜了。但是贺晓秋并不后悔，他始终牢记表哥的话：先有国，才有家。
1927年1月，毛主席再次回到韶山冲，考察韶山、银田一带农动的开展情况，了解他前年亲手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家乡燃起了怎样的熊熊烈火。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已经逐渐露出其反动的面目，湖南的军阀开始秘密抓捕人和革命人士。
毛主席在韶山只待了5天，就得到了军阀要来抓捕他的消息。此时，只能尽快离开韶山了！
贺晓秋不放心表哥的安全：万一他在路上碰到了敌人，可怎么脱身呢？左思右想之后，他提议，让表哥化装成乡里的郎中，坐在轿子里由人抬着离开韶山。
毛主席不同意，因为一旦自己被敌人抓捕，还会连累到抬轿子的乡亲们。但贺晓秋表示：情况紧急，顾不得那么多了，万一有情况，人多也好应对。
于是，贺晓秋找来一顶轿子，让毛主席坐在里面，由他和另外三个人抬着，走出了韶山冲。
刚出村没多久，竟然真的遇到了几个持枪的特务。他们拦住了“轿夫”们：“站住！轿子里坐的什么人？到哪里去？”
贺晓秋急中生智：“长官，我家里有人病了，请了一位郎中看病，现在正要进村呢，您看这人命关天的……”
贺晓秋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塞到了特务的手里。特务见了银元，果然松了口：“既然是这样，那就快走吧，快走吧！”
就这样，毛主席一行人成功地脱了险。不过，贺晓秋不敢大意，又抬着轿子走了十多里路，一直出了韶山地界。
“晓秋啊，我看到这里差不多了，敌人追不到了。”毛主席示意贺晓秋停下轿子。
“润之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贺晓秋从口袋里掏出最后几块银元，对毛主席说：“我这里还有点钱，你拿着，在路上要是遇见什么事，也好有个周转。”
毛主席连连推辞：“这钱我不能拿，你攒几个钱不容易，家里还有一家老小要吃饭过日子呢！”
“润之哥，我们乡里人只要有手有脚就饿不死，和你在外面奔波不一样，你是干大事的人，我也帮不上你的忙，这点钱就当我为革命作贡献了。”贺晓秋坚持把钱塞到了毛主席的口袋里，毛主席只好收到了这几块银元。
两人分别后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韶山也笼罩在之中。
贺晓秋也被反动派抓走了，尽管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的下落，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最后因为敌人也没有确切的证据，只好把他放了。
贺晓秋出了监狱后，开始带着妻子儿女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了岳阳华容县，在洞庭湖区开了片荒田，勉强度日。
1949年10月1日那天，当贺晓秋从广播里听到那熟悉的乡音宣布新中国成立时，他不禁热泪盈眶：润之哥领导的革命，终于成功了！
这年年底，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祝贺他当选为国家主席，同时也向他如实反映了华容农村的生活、生产情况。
信寄到北京时，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直到回国后他才读到这封信。同时，他也收到了贺晓秋的弟弟贺晓明的来信。
晓秋贤弟如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此问安好。
收到毛主席的回信后，贺晓秋很高兴，知道表哥没有忘了自己。这以后，他便听从毛主席的意思，将自己在乡下的所见和家里的情况“随时”写信告知毛主席。
通过贺晓秋的来信，毛主席掌握了不少农村的情况。当他得知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患上了骨髓炎后，马上寄去了300万元（旧币，合新币300元），嘱咐他好好给儿子看病。
贺晓秋生性耿直，遇到有不合理的现象就会想着要告诉毛主席，他的儿子贺凤生跟他有着一样的性格。
1960年，贺晓秋临终前嘱咐儿子贺凤生：自己不能去北京了，你一定要将农村“”的真实情况告诉毛主席。
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贺凤生在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拿着毛主席1950年写给父亲的信，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贺凤生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沓集体食堂的餐票递给毛主席，说：“主席伯伯，我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
不等毛主席回答，贺凤生又连珠炮似的说起来：“公社化运动后，农民好不容易盖的房子、分的房子，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小铁锅砸了练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连屋里的碗筷都要全部充公，食堂里餐餐萝卜菜红烧，看不到几个油星子，饭也吃不饱，好多人饿得路都走不动了。”
“人一饿起肚子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一些人跑到集体田里扯萝卜吃，被值夜班的民兵抓到，一根麻绳子一吊就是半夜。”
贺凤生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看到的农村情况：一些干部作风恶劣，层层虚报浮夸产量；推行“深耕密植多打粮”，结果深耕过度，片面密植反而影响了产量，有的田甚至颗粒无收；大炼钢铁把山里的树都砍光了，一个村子都找不到一棵碗口粗的树；农民的各种农具都充了公，连养只鸡、种几厘菜都不允许……
毛主席听了贺凤生的汇报，感叹地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这是我和少奇、恩来都难以掌握的真实情况啊！”
时间过得很快，秘书好几次来催毛主席休息，毛主席才依依不舍地结束这场会谈。最后，他对贺凤生说：“现在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我给你两个权力：一是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二是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
送走贺凤生后，毛主席深感下情不能上达的弊病已经相当严重了，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
到了1961年，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开始逐渐解散、取消，对此，农民群众反应热烈，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
1966年，席卷全国的“”开始，眼看农村又乱起来了，贺凤生又坐不住了，他想起了毛主席给他的两个“特权”，于是再次来到北京，向毛主席反映情况。
毛主席接见了性子爽直的贺凤生，他笑着说：“你贺凤生还是当年的贺凤生啊！”
这次，贺凤生将农村到处背语录、买石膏像以及大批干部被打倒、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农业生产几乎停顿等现象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着贺凤生提供的情况，脸色越来越沉重，他感叹地说：“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恐怕也没有人敢说这么真实的情况啊！”
此后，贺凤生一直谨记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群众多做贡献”，他在基层勤勤恳恳地工作，心里时刻装着百姓的疾苦。
按照血缘关系，贺晓秋父子与毛主席不算太近，但他们一个救过毛主席，一个多次向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不愧为毛主席的好亲属和好同志。
毛主席身居高位，却能虚心听取基层人民最真实的心声，并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反映了一个伟大领袖的博大胸襟和从谏如流。